明代儒學的發展，本來在明末時，應該進入一個大高潮。

如同西方的文藝複興那樣，經曆過複古風潮之後，完成徹底的蛻變。

奈何曆史和中國開了一個玩笑，更野蠻、更暴力的少數民族政權改變了華夏的思想走向。

從野蠻走向封建的滿清政權，能夠很好地學習舊有的製度，已經是他們能夠做到的極限了。

不能指望他們一下子超越時代，成為引領華夏前行的領頭羊。

這個任務，還得交給當下的學者們來做。

南下的路上，針對江南的儒學現狀，左夢庚、劉宗周、李邦華、黃宗羲等人沒少進行交流。

縱觀有明一朝，思想潮流的前端，始終都是在江南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江南發達的商業社會，給了思想騰飛的平台。

這裏本就不是依靠土地來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因此舊有的封建思想一直在這裏比較薄弱。

當深受商業經濟影響的東南學者們發現問題後，必然會去探索和研究，從而發出新聲。

劉宗周之前和之後，都還有無數的學者嶄露頭角，以激進的思想啟發著世人。

如果沒有滿清入關，相信再過數十年，華夏大地上一定會掀起翻天覆地的變化。

如何在江南傳播思想，進而影響全國，無論是左夢庚還是劉宗周，對此都十分重視。

他們的陣營現在還不到發出屬於自己聲音的時候，那麽就需要一點技巧。

身為大宗師，劉宗周巧妙地找到了儒學的弱點。

那就是行動力不足，並且脫離基層。

不管儒家的學者們如何吹捧知行合一、學以致用，但根本的問題是，該如何知行合一、學以致用，自始至終都沒有切實的辦法。

儒家的學說除了能夠塑造倫理、道德之外，對於實事的幫助微乎其微。

劉宗周從此入手，左夢庚跟著補刀，一下子就擊潰了舊有思想體係的維護者方嶽貢。

接下來，就是劉宗周的個人表演時間。

洋洋灑灑三個時辰的講學，聽的所有人如癡如醉。

最重要的是，劉宗周講學的內容，並非是空洞無物的理論，而是結合了實際。

這些原本也是劉宗周的弱點，但是在臨清的這段時間，深受左夢庚影響後，劉宗周深入各處，用理論結合實際來不斷磨礪自己的思想，已經漸趨圓滿。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然義與利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對立統一的關係。萬民福祉、百姓生息，此非利耶？此利重乎？”

眾人深思，並且深以為然。

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數生靈往返奔波，不就是為了一日三餐、柴米油鹽嗎？

可這樣的利重要嗎？

當然重要，而且最為重要。

否則的話，當百姓們生存不下去，揭竿而起推翻王朝暴政，此乃必然的結果。

一如西北的農民起義。

“百姓安康，國家安定，皆為利也，亦為大利。大利既大義，君子當明之而求之，方不負所學也。”

運用左夢庚教授的辯證分析法，劉宗周將古人嚴格區分對立的義與利結合到了一起，偏偏理論上又無懈可擊。

無數儒家子弟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天下，以何為準？

當然是物阜民豐、天下太平了。

為何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始終為人所津津樂道？

不就是此般情景嘛。

“民富則國強，國強則安寧。誰能以所學助力民眾富強，則必為千古聖人。諸君，還望摒棄空談闊論，腳踏實地，不求聞達於天下，哪怕繁榮一方之水土，也是我輩士人治天下之責。”

劉宗周終於把大坑挖好了。

他號召廣大士人、官紳、百姓把儒學和日常的生產生活聯係起來，用儒學來促進生產。

問題是儒學這玩意兒能做到嗎？

必然是做不到的。

而一旦有人這麽做了，又發現做不到，那麽肯定會反過頭來質疑儒學，從而進行思考。

既然儒學改進不了生產工具，既然儒學提升不了生產效率，那麽也就意味著儒學並不實用。

以此推斷，儒學便不算實學，又與往聖先賢“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的倡導相違。

時下諸人，沒有一個察覺到劉宗周的陰險，相反全都對他的理論信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