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和珅正是滿足了乾隆的這種需求。

總的來說，和珅是一個對金錢有著敏銳嗅覺的人。

他以契約精神和精確計算為原則，通過各種方式開辟財源以滿足乾隆的需求。

他的經營天才和對金錢的熱愛使他成為了乾隆的得力助手和財富源泉。

然而，他的成功也離不開乾隆晚年的特殊心理需求。

正是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使得和珅在乾隆朝中地位穩固、富甲一方。

在乾隆統治後期，和珅爬的有多高，後來就跌的有多重。

這其中，與乾隆晚年的兩個極為突出的矛盾問題密切相關。

乾隆在位期間，一直秉持著獨攬大權政治信條。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加，乾隆的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對於繁瑣的政務處理起來愈發吃力。

這就引發了第一個矛盾問題。

此外，乾隆麵臨著的第二個矛盾，則是不斷滋長的物質需求與不斷增加的百姓肩上的負擔之間的衝突。

麵對這兩個矛盾，議罪銀的製度應運而生。

這是在特定曆史背景下，完全由和珅運作出來的產物。

議罪銀製度最初源自對官員俸祿的扣除，作為對那些犯了輕微錯誤官員的懲罰手段。

然而，隨著乾隆中期施政日益嚴格，執法力度不斷加大，他也覺得，那些議罪銀數額太小，根本起不到任何警示的作用。

因此決定在原有基礎上加重處罰力度，議罪銀的數額高則萬兩白銀，自此以後正式改為“議罪銀”。

乾隆的初衷，是希望通過這種手段，讓那些犯錯的官員肉痛一下，以示警戒。

然而，和珅參與進來後，卻從中發現了新的妙處。

他巧妙地繞開了吏部和戶部等原有機構，將議罪銀製度化，並將罰銀直接納入到了乾隆私人的口袋。

既然是給皇帝的銀兩那數量自然也是不好做記錄，為皇帝帶來了豐厚的收入，同時也變成了一筆糊塗賬。

乾隆看著自己的口袋一天比一天的豐盈，竟然鬼使神差的答應了和珅的要求。

並將罰銀的懲罰範圍更進一步的擴大化，大錯誤懲罰也就罷了，可偏偏連奏折當中的錯彆字，也要被懲罰。

而這也似乎變成了一條直接給乾隆送禮的最佳通道，所以有的官員甚至會故意寫錯幾個字，主動繳納銀。

例如，河南巡撫畢沅因捉拿逃犯不及時，不僅沒有狡辯，甚至還主動請罰兩萬兩白銀；陝甘總督勒爾謹則因失察客商，導致玉石被走私，主動請罰金四萬兩。

這些大臣以小過而甘願承受重罰，既表明了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又為皇帝小金庫的充實立下汗馬功勞。

然而，議罪銀製度並非為官員自願交納而設立。

那些手頭並不寬裕的官員們為了交納議罪銀，不得不搜刮民脂民膏。

這些錢財本應屬於百姓的財產，卻因官員的失誤而被罰沒。

乾隆對此心知肚明，但他並未加以製止。

相反，他隻關心自己的財源是否充足。

麵對這種局麵，許多官員紛紛感到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