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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得不簡單提一下，文法吏和儒生的漫長鬥爭了。

後人都以為，科舉取士始於隋唐，但其實用文化考試選拔官僚的方法，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選出來人才，就是文法吏。

這些人一般出身小地主或沒落士人，通文墨但不讀經史，而是專修法條、律令之類。通過考試之後，他們可以馬上執行具體行政事務，所以在壓力拉滿的戰國時期，深受各國君主的喜愛。

李斯、李悝、申不害等一批戰國名臣就是其中傑出代表。

最重用文法吏的，便是接受了法家思想的秦國，而秦王也在這幫高效嚴酷、崇尚嚴刑峻法、賞罰分明的文法吏的輔佐下，奮六世餘烈，一統六合。

當然，秦朝的滅亡，也跟文法吏過於嚴酷有關。彆的不說，陳勝吳廣劉邦，都是因為耽誤了朝廷的期限，按律當死，才造反的。

所以到了西漢，皇帝一麵繼續重用文法吏治理國家，另一方麵也開始將儒生引入官僚體係，來教化百姓，柔化統治，以避免重蹈暴秦的覆轍。

因此漢朝的官僚隊伍，便分為對立鮮明的兩大群體，文吏和儒生。文吏依舊掌握著國家機器，儒生卻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壟斷了話語權和釋經權，漸漸占據了上風。

及至東漢後期，名士集團崛起，士林輿論漸能操縱選官，施行幾百年的‘以能取人’的選官製度，變成了‘以孝行品德取人’。

這下儒生便徹底壓倒了文法吏，壟斷了清流高官，隻將那些事務繁巨、吃力不討好的濁官，留給文法吏。

到了隋唐，皇帝設六學一館、分科取士，其實都是想扭轉這一局麵，給文法吏一個出口。無奈已經轉化為文化貴族的世家大族，竟能將政策扭曲為隻重進士科，讓儒士依然保持著對朝廷和官府的統治地位。

儒家也隨著儒士的崛起，地位不斷的上升，最終在宋朝成為國教——儒教，到達了巔峰。

宋朝的儒士非但徹底壟斷了官位，徹底將文法吏驅逐出官員隊伍，變成沉淪下僚、永無出頭之日的吏員。還要竭力抹去文法吏在曆史上存在的印記。

好讓後人提起讀書人，就跟儒生劃等號，以為曆朝曆代都是靠他們治理的，曆史都是他們的締造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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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起先也這麼認為，好在他身邊有人間清醒的劉伯溫。

加上儒士在元朝的影響力降至低穀，他才沒有陷入儒教締造的謊言。

而且他自己在跟隨宋濂等人學習四書五經之後，也確實沒找到什麼治國的方子，知道光靠儒生是治理不好國家的。

再說自己都當皇帝了，憑什麼還讓個死了快兩千年的孔老二騎在頭上？到時候，那些儒教門徒肯定要像宋朝那樣，把他關進聖人之言編成的條條框框裡。

這是朱元璋這樣白手起家的皇帝，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的。於是他開始動起了‘貶儒’的心思。

洪武元年三月，徐達攻克濟寧，天下大勢已定，元朝滅亡隻是時間問題。早就修煉的嗅覺靈敏、身姿柔軟的孔家，馬上向朱老板稱臣。

但彼時的衍聖公孔克堅，是元朝冊封的，還當過元朝的山東廉訪使、禮部尚書、國子祭酒等高官，擔心會被朱老板清算，所以隻派兒子孔希學去拜會徐達。

之後徐達將孔希學送往南京朝見朱元璋。孔希學還特意向朱老板解釋了，父親因病臥床不起，才不能親來朝賀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