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社人員眾多，其中博學多才之輩更是不少。

許多人在儒學之外的造詣，都足以彪炳青史。

可問題是，這些人的博學隻不過是順道學的，並沒有被當做主業。

複社士人的主業，依舊是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和學習。

作為複社的領袖之一，張采的“絕功名、重實學”對社員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但值得注意的是，張采的“重實學”和後人理解的實踐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以後世的思維來看待張采的主張，自然覺得非常貼切和正確。但時代不同，其中的含義也相去甚遠。

這就需要掌握其中的差別。

比如張采還曾說過，“絕功名，則絕經濟。”

這裏的經濟，顯然指的是不考取功名的人在收入上存在的問題，而非後世所理解的生產、商業等所產生的價值和行為。

因此，張采的“重實學”是經不起推敲的。

複社所提倡和遵守的“重實學”，不過是回到古文典籍當中，完成對儒學經典的再認識罷了。

可儒學天生就是純粹的思想學說，缺少和實際生產生活的聯係，再如何去“重實學”也難以對國計民生有什麽幫助。

思想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

然而思想的成就，必然是要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

沒有強大的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就不會開花結果。

後世中國在文化宣傳領域的弱勢和發展，就是最好的明證。

在國際輿論場中，許多人都能夠感覺到，中國非常被動。

是中國人不懂宣傳嗎？

是中國人宣傳不賣力嗎？

顯然不是。

根本原因就在於，宣傳的渠道和工具不在中國人手裏。

推特、臉書、油管、INS這些就是工具，同樣的，這些也就是實打實的物質基礎。

同樣的，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對外宣傳和輿論成果，就遠比之前要好的多。

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是因為綜合國力提升，為輿論和文化宣傳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隻有明白這個，才能夠發現儒家學說存在的弊端。

漫長的封建曆史中，儒家學說和地主階級相結合，依靠著地主階級掌握的財富和權力，成為了顯學，無人能敵。

可在明末商品經濟開始快速發展的階段，新興階級在崛起和發展的過程中，必然要對舊有的階層和文明發起衝擊。

儒學沒辦法解釋這些新現象，自然也就搖搖欲墜。

正常的曆史進程下，明末的理學複興，其實不過是儒學的回光返照罷了。

因為理學的核心思想，顯然是阻礙商品經濟發展的。

但曆史給中國開了一個玩笑，巨大的變革被塞外的少數民族摘取了果實，也讓原本要沒落的理學找到了新的棲身之地，完成了對新思想的壓製和翻盤。

這其中固然有曆史的玩笑，但也有新思想不夠完善的原因存在。

假如沒有左夢庚，隻靠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又會和原來的曆史一樣，要再花費數十年的功夫，才能摸索出一些認知。

但穿越者的隻言片語，都能給這些思想家們提供了衝破藩籬的靈感。

劉宗周、黃宗羲等人脫離了儒學的範疇，不在原來的小圈子裏兜兜轉轉，自然也就看到了更多。

黃宗羲更是在論戰中，提出了實用學的概念。

一個學問，有沒有用，不看其傳承於誰，要看其應用於誰。

利國利民的學問，才是真正的學問。

在這個饑荒遍地的時代，能夠讓百姓吃飽穿暖的學問，顯然大於天理、人欲、氣、性等空談之論。

偏偏黃宗羲的言論，還是依托著儒學的幌子，因此張采等人根本尋不到破綻，反而全都被擊敗了。

就比如儒即天道和天道即儒之別。

雖然黃宗羲的“天道即儒”明顯降低了儒學的地位，但張采也罷，其他人也好，沒有人敢提出意義。

因為一旦質疑，那致堯、舜、禹、文王、薑尚、周公、老子等先賢於何地？

如果張采等人膽敢說隻有儒學才是天道，那黃宗羲必然又會拿《周易》說事。